長篇小說。全稱《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三國志》、《三國志傳》、《三國志傳通俗演義》、《三國英雄志傳》、《三國全傳》，簡稱《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作。清代康熙刻本《三國志》

　　三國故事的歷史發展　《三國志演義》以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個統治集團相互間的斗爭為主要描寫內容。晉陳壽《三國志》是一部史書。南北朝時裴松之為陳壽《三國志》作注，征引野史雜傳 140多種，大大豐富了《三國志》的記載,其中即有不少傳說成分。同時的《裴子語林》、《殷蕓小說》、《世說新語》諸書也輯錄了一些三國人物的奇聞軼事。《大業拾遺記》記隋煬帝觀看“水飾”，“有……曹瞞浴譙水、擊水蛟，……劉備乘馬渡檀溪，……皆刻木為之”。唐初《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下《僧象致敬篇》小注有“似劉氏重孔明等”語，開元間大覺《四分律行事鈔批》卷二十六解釋這條小注，敘述了“死諸葛亮怖生仲達”的故事，亦系傳說。劉知□《史通·采撰》以為“諸葛猶存”一類事情,“皆得之于行路,傳之于眾口”。李商隱《驕兒》詩描寫兒童“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說明至遲在晚唐，三國故事已經在民間廣為傳播，連兒童都很熟悉。宋代市民文藝發達,“說話”的“講史”類中,有“說三分”的專門科目與專業藝人。蘇軾《志林》載：“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這時三國故事擁劉反曹的傾向已很鮮明。金元時代，三國故事更被大量地改編為戲劇。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載有《赤壁鏖兵》、《襄陽會》、《大劉備》、《罵呂布》。宋元戲文《宦門子弟錯立身》提到的南戲有《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劉先主跳檀溪》。元雜劇包括元末明初人寫的雜劇中的三國戲，現在知道的有四五十種，內容更為豐富，桃園結義、過五關斬六將、三顧茅廬、赤壁之戰、單刀會、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節都已具備。講說三國故事的“話本”，保存下來的有元至元年間刻本《三分事略》和元至治年間刊印的《三國志平話》。這兩者實際是一部書的兩種版本。前者國內尚無印本。后者較為流傳，全書約8萬字,上圖下文。它的情節不受史實約束，表現了濃厚的民間傳說色彩。從基本輪廓看，它已初具《三國演義》的規模，但敘事簡略，文筆粗糙，大約只是供說話人使用的一個提綱。這類話本，可能不止一種。羅貫中正是在長期的群眾傳說與民間藝人、下層文人創作的基礎上，同時大量吸收《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材料，付出巨大的創作勞動，寫成了長篇小說《三國志演義》。

　　《三國志演義》的基本內容　《三國志演義》從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起,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止,描寫了百年左右發生的事件，中間著重寫了歷時約半個世紀的魏、蜀、吳三國的興衰過程。第 1回到第33回，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寫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寫赤壁之戰以及戰后天下三分；第 51回到第115回，重點寫劉備集團活動，以及劉備死后，諸葛亮治理蜀國、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寫三國統一于晉。全部故事的基本輪廓和基本線索,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動,大體上同歷史記載相去不遠。但三國歷史只是一個骨架，作品的血肉部分則主要是創作者（其中包括長期以來特別是宋元時期人民群眾、民間藝人、下層文人）所創作、虛構的，概括了更廣闊更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作品所描寫的“群雄角逐”，生動地揭示了統治階級內部勾心斗角、爾虞我詐、互相勾結而又互相爭奪的關系，同時提供了關于封建社會中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可資借鑒的思想材料。尤其重要的是作品的這些血肉部分體現著群眾的觀點和情緒。羅貫中采用群眾中流傳久遠的三國故事題材，一并接受了群眾賦予這一題材的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

　　《三國志演義》在曹操、劉備、孫權三個政治集團中，把曹操集團與劉備集團作為主要對立面，并把劉備集團放在中心地位。孫權集團雖然也是劉備集團爭斗的敵手，但更多是作為劉備集團對抗曹操集團的聯合力量。作品緊緊抓住曹、劉兩個集團的矛盾這一主線，刻畫了曹操和劉備兩個對立的藝術形象，展開了一系列人物、事件的描寫。

　　曹操與劉備形象　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在《三國志演義》里是一個極端利己主義者的典型。歷史上的曹操本來有詭詐、殘暴的特點，民間傳說把這一特點突出、夸大，在曹操身上概括了歷史上封建統治者的本質特征。羅貫中依據民間傳說又有所發展、提高，成功地刻畫了曹操詭譎多變、心狠手毒的思想性格。作品在曹操出場時就介紹了他幼年誣叔欺父的故事。他口是心非、詭計多端的惡劣行徑，越到后來越是變本加厲。他投奔呂伯奢莊上，呂盛情接待，他卻懷疑呂不懷好意，殺死呂家八口；后來發現殺錯了，索性連呂伯奢也一并殺死，說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兩句話正是曹操信奉的人生哲學。在同袁術作戰,“相拒月余,糧食將盡”的時候，他命令倉官王□用小斛散糧，然后以“盜竊官糧”的罪名，砍了王□的頭，來隱瞞軍糧將盡的事實，穩定軍心。他命令軍士捕殺逃避敲冰拽船苦役的百姓,卻又對“投首”的百姓說：“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為了防備有人暗中謀殺，他假托“夢中好殺人”,拔劍斬了替他蓋被的近侍,又上床裝睡。赤壁之戰中，揚州刺史劉馥說他詩中有“不吉之言”，他“手起一槊，刺死劉馥”，事后卻說是酒醉誤會。在殺人之后，他又往往表示“極為悲痛”,進行“厚葬”,親自“祭奠”，還要從優撫恤家屬。曹操有一套收買人心、籠絡部下的手段，利用偽善的面孔，掩蓋他的罪惡企圖與殘暴行為。羅貫中也表現曹操的“雄才大略”，甚至用贊美的筆調，在與董卓、袁紹等人的對比中描寫他的政治遠見與政治氣度。但主要的還是為了刻畫曹操是個“□雄”，在渲染他“雄才大略”的同時來表現他的老謀深算，善于玩弄權術。《三國志演義》把曹操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的形象描寫得十分生動、豐富，表現出人民群眾對□險兇殘的封建統治者的強烈憎恨。曹孟德許田射鹿 選自明代崇禎刻本《英雄譜》

　　同曹操相反，《三國志演義》對劉備無論在政治品質與道德品質上都加以美化。作品描寫曹操對關羽是用高官厚祿、金錢美女收買，劉備對關羽是推心置腹，同患難、共生死;曹操對徐庶是以囚禁其母來迫其歸附,劉備對徐庶是因其母有難而送其離去；曹操對張松擺出一副傲慢姿態，耀武揚威，劉備對張松謙虛恭謹，相待以禮。曹操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劉備則說：“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即使于己不利,劉備也不肯把“妨主”的盧馬轉送他人,不肯拋棄拖累行軍的樊城十數萬跟隨他的百姓。因此，劉備得到了人們的擁戴。當呂布襲擊沛城,劉備匹馬逃難期間,“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新野的百姓稱道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為了歌頌劉備，《三國志演義》還描寫了劉備集團的內部關系。他們君明臣賢，互相信任、彼此了解、團結融洽的程度不但非曹操集團所能比,也遠超過孫權集團。總之,《三國志演義》中的劉備是一位封建時代的理想仁君形象。

　　《三國志演義》對曹操的譴責和對劉備的歌頌，包含有封建正統觀念,如指斥曹操“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強調劉備是“漢室宗親”，可以名正言順地即位“續大統”。這種觀念與作品對黃巾起義的敵視態度，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不過《三國志演義》中擁劉反曹的傾向，主要的是表現了封建社會的人民群眾在不能改變現存統治秩序的情況下,希望君主仁慈寬厚,而反對暴虐統治者。此外，同宋元時代民族矛盾中“人心思漢”的歷史背景有一定關系。然而劉備形象不及曹操形象那樣有現實基礎，因而顯得單薄、蒼白。

　　諸葛亮與關羽　《三國志演義》從劉備眾多的文臣武將中選取諸葛亮和關羽兩個人物，著意加以刻畫。

　　劉備對諸葛亮，自稱“如魚得水”，不僅言聽計從，而且付托以軍國大事。諸葛亮為報答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身上有許多政治家的美德，而最顯著特色則是他的足智多謀。他初出茅廬，第一次博望坡用兵，指揮幾千人馬殺退曹營十萬大軍,贏得關羽、張飛的敬佩。赤壁之戰前后,作者特意讓年輕有為的周瑜與他展開復雜微妙的斗爭。周瑜才華橫溢，精明干練，但嫉賢妒能，氣量狹小。反之，諸葛亮卻高瞻遠矚，沉著機警，料事如神。他巧妙地利用忠厚的魯肅作掩護，避開了周瑜三番五次的陷害，同時又顧全了協力抗曹的大局，取得赤壁之戰的勝利。赤壁之戰的前臺指揮者是周瑜，而從旁策劃、真正居于主導地位的則是諸葛亮。諸葛亮活動后期的主要對手是曹魏方面的司馬懿。司馬懿老□巨猾，見識手段比周瑜要高得多，諸葛亮早已看出他“深有謀略”。不過，比起諸葛亮來，他有時還是略遜一籌。諸葛亮不僅善于依據具體條件，事先作出周密的計劃安排，而且在面對突然發生的情況下，能夠隨機應變，從容對敵，著名的“空城計”就是如此，以致司馬懿都不得不承認“吾不如孔明也”。當然，作品表現諸葛亮的聰明才智，在有的描寫中含有一些神化的傾向。楊柳青年畫《空城計》

　　劉備集團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關羽。《三國志演義》描寫劉備同關羽、張飛的關系，著重表現他們的“義”。關羽有武勇剛強的特點，但作品主要是頌揚他“義重如山”。劉、關、張“桃園結義”在古代產生過十分廣泛的影響，反映了封建社會人民群眾樸素的互助團結精神與平等觀念。清代章學誠在《丙辰札記》中，就站在封建主義立場指斥《三國志演義》描寫劉、關、張“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為“最不可訓”。本來在民間傳說的三國故事中，劉、關、張都出身社會下層，是鋤強扶弱、與人排難解紛的好漢。他們萍水相逢，意氣投合，結為異姓兄弟，很重視江湖義氣。《三國志演義》已削弱了這些民間色彩，關羽身上的草莽英雄的氣質也被“深明《春秋》大義”的儒將風度所沖淡了，而在“義”中又突出了所謂“恩怨分明”，特別強調個人關系。關羽在華容道“義釋”曹操，就是因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而把劉備集團的這個敵人放走。歷來封建統治者有意提倡看重個人恩怨的“義”，把關羽推崇到了很高的地位。

　　《三國志演義》的藝術成就　《三國志演義》不僅是較早的一部歷史小說，而且代表著古代歷史小說的最高成就。它采用淺近的文言，明快流暢，雅俗共賞。它的筆法富于變化，對比映襯，旁見側出，波瀾曲折，搖曳多姿。它以宏偉的結構，把百年左右頭緒紛繁、錯綜復雜的事件和眾多的人物，組織得完整嚴密，敘述得有條不紊，前后呼應，彼此關聯,環環緊扣,層層推進。它最擅長于描寫戰爭，能寫出每次戰爭的特點，即在具體條件下不同戰略戰術的運用，指導作戰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而不把主要筆墨花在單純的實力和武藝的較量上。它所描寫的官渡之戰、赤壁之戰、□陵之戰，都表現了戰爭中優勢與劣勢可以互相轉化，關鍵在于指揮人員是否明于知己，又明于知彼，以及有無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各次戰爭既有其特點，作品的寫法也隨之變化，或實寫，或虛寫，或正面寫，或側面寫。在寫戰爭的同時，兼寫其他活動，作為戰爭的前奏、余波，或是戰爭的輔助手段，而緊張激烈、驚心動魄的戰爭，卻由此表現得有張有弛，疾徐相間，具有旋律節奏，富于詩情畫意。在人物塑造上，《三國志演義》特別注意把人物放到現實斗爭的尖銳矛盾中，通過各自的言行，表現其思想性格,并且注意略貌取神,不單純追求細節的逼真。它往往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行或通過周圍環境來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加以夸張渲染。曹操□詐，一舉一動都好像隱伏著陰謀詭計。張飛心直口快，無處不帶上天真而莽撞的色彩。魯肅忠厚老實，考慮問題總是那么單純善良。諸葛亮神機妙算,臨事總是那么得心應手,從容不迫。著名的關羽“溫酒斬華雄”、張飛“威震長坂橋”等故事，都沒有多少細膩的工筆描繪，只是通過粗線條的勾勒、環境氣氛的渲染，來取得傳神的藝術效果，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三國志演義》人物塑造的一個寫法特點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同人物的環境經歷缺乏緊密的內在聯系，往往人物一出場就定型化。論者也有認為這是該書缺點。但對這個問題研究者尚有不同看法。而且這些缺點并不影響《三國志演義》的巨大成就，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著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三國志演義》的版本　現存《三國志演義》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它分24卷,240則,每則有一個七言標題,書前有弘治七年(1494)金華蔣大器(庸愚子)所作序。一般認為這是比較接近羅貫中原著的本子。此后新的刊本不斷出現，卷數、回目、引用詩詞及正文均有改動。明末有一種“李卓吾批點”的《三國志演義》，把 240則合并成 120回。據明錢希言《戲瑕》卷三記，這個批本是葉晝托李卓吾之名而行。清康熙時，毛綸、毛宗崗父子進一步修訂《三國志演義》,在對曹操、劉備這兩個主要人物上,毛本更加深了曹的□惡和劉的仁德的刻畫。此外，在回目、情節、文字各方面都作了加工潤飾，并添上評語。這個修訂本成為近代最通行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