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詩人、戲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岸堂，又號云亭山人。曲阜（今屬山東）人，為孔子64代孫。父親孔貞□，崇禎六年(1633)舉人,博學多才,崇尚氣節，終生不仕。

　　生平事略和文學創作　孔尚任為孔子后代，繼承了儒家的思想傳統與學術，自幼即留意禮、樂、兵、農等學問，還考證過樂律，為以后的戲曲創作打下了音樂知識基礎。

　　20歲前后，孔尚任考取縣府學生員。后來參加歲考，沒有錄取。但孔尚任并沒有放棄做官的念頭，他典賣了家中田地,捐資納了一個“例監”（國子生）。31歲,他于縣北石門山，讀書著述，談古論今。在少年時代和讀書石門山時期，孔尚任已對南明興亡引起注意。這期間，他曾從親友處采取軼聞，又從諸家記載中擷取史實，準備寫一部反映南明興亡的傳奇。這就是《桃花扇》創作的醞釀時期。清代康熙刻本《桃花扇》

　　康熙二十一年(1685)，孔尚任35歲時，應衍圣公孔毓圻之請出山，修《家譜》與《闕里志》，教習禮樂子弟，采訪工師，監造禮樂祭器，為康熙帝玄燁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動作準備。次年康熙親自到曲阜祭孔。這是清統一全國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矚目的尊孔大禮。孔尚任被選為御前講經人員,撰儒家典籍講義,在康熙面前講《大學》，又引康熙觀賞孔林“圣跡”。因講經、導覽都能稱旨，康熙破格升他為國子監博士。意外的恩榮遽然激發了他對清統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對“不世之遭逢”受寵若驚，一面準備“犬馬圖報，期諸沒齒”，充分反映了這個局限于個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對新統治者的依附態度。

　　康熙二十四年(1658)初，孔尚任進京，正式走上仕途。當他還來不及顯現其儒學經綸的才能時,七月初,即奉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淮揚，協助疏浚黃河�？凇？咨腥伪酒谕麨槌�官，意在于“清華要津”，現一旦與漁人為鄰，鷗鷺為伍，頗為失望。滯留淮揚四年，孔尚任時有遷客羈宦、浮沉苦海之感。他親見河政的險峻反復，官吏的揮霍腐敗，人民的痛苦悲號，發而為“呻吟疾痛之聲”，成詩630余首,編為《湖海集》。這些作品擺脫了早期宮詞和應酬、頌圣之作的不良傾向，較深切地反映了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一些認識。

　　淮揚一帶是明清之際政治軍事斗爭的重要地區。在這里，孔尚任駐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揚州登梅花嶺，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過明故宮，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磯，他特地到棲霞山白云庵，訪問了后來被寫進《桃花扇》的張瑤星道士。這表明，孔尚任正為《桃花扇》的創作積極進行著實地考察。這時，他還結交萃集在這些地方的明代遺民，其中有與明末政治斗爭有密切關系，或與清政權持不合作態度的冒襄、黃云、鄧漢儀、許承欽、龔賢、石濤，談古論今,過從密切,有時“所話朝皆換”，竟秘而不為“門外人道”。淮揚四年不僅是孔尚任對現實認識的深化時期，也是創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準備時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開始了10年京官生涯。前5年，他仍做國子監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為戶部主事，奉命在寶泉局監鑄錢幣。三十九年(1700)三月,為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同月即罷官。這時期，雖然結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終遭到冷遇,更無法發揮他頗為自許的管晏濟時之才。10年中，他寫了《岸堂稿》、《長留集》（與劉廷璣合著）等詩文作品，時時感嘆自己窮愁潦倒、碌碌無成。“彈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門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這些苦悶，無疑沒有擺脫個人仕途升沉變遷之感，但有些詩卻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場傾軋，直指“盛世”為“濁世”之類，都表現出對康熙的所謂知遇之恩、險惡的宦海風波、現實的黑暗混濁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因而，當他以東魯狂生自命，“彈鋏燕市中，獨歌不逐吠”的時候，表現出了難以抑制的激憤。

　　孔尚任是一個具有儒家正統立場和思想傾向的士人。他需要依附于統治階級，他對康熙皇帝一度懷著強烈的感激之情，但因為不得志，他對清廷的掌權派不滿，并逐漸對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懷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談仕途經濟，但在濁流中仍保持著自己的情操，并且對歷史和現實有自己的見解。他時而謳歌新朝，時而懷念故國；時而攀附新貴，時而與遺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復雜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形成了他復雜的變化著的思想立場。這就是孔尚任從事戲曲創作時的思想狀況。山東曲阜孔尚任墓

　　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購得唐代宮廷著名樂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與顧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傳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購小忽雷、鄭盈盈彈小忽雷，二人終于結成夫婦的遭遇為線索，表現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頌了鄭盈盈不慕富貴,不畏強暴,堅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著重描寫了帝王的昏庸、藩鎮的跋扈，權臣、宦官的專橫與傾軋，反映了唐代元和至開成之間朝政的腐敗情況。在史料的取舍上，劇本充分重視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體的人物（如梁厚本、鄭盈盈）關系、情節發展上，又進行著大膽的虛構。這部劇本是孔尚任在創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為《桃花扇》的創作提供了藝術經驗。

　　經過10年的苦心經營并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孔尚任完成了他的傳奇戲曲名著《桃花扇》。一時，“王公薦紳,莫不借鈔”,歌臺演出，“歲無虛日”。它的出現，標志著湯顯祖以后，中國戲曲文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他與洪□一起，成了清代最享盛名的戲曲作家。

　　《桃花扇》的故事及其思想意義　《桃花扇》寫明末復社文人侯方域避亂南京,結識了秦淮名妓李香君。兩人一見鐘情，定情次日，香君得知婚事費用皆出于魏忠賢余孽阮大鋮，其意在結納方域，以求開脫惡名。香君義形于色，立即下妝卻奩以還。大鋮銜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時,謠言方域為良玉內應。為避害,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為之參贊軍務。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禎自縊,□臣馬士英、阮大鋮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馬士英、阮大鋮又屢屢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樓明志，血染桃花，廷筵罵座，入宮軟禁。方域回到南京，與復社文人一起被阮大鋮捕獲，也鋃鐺入獄。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馬、阮出逃。方域出獄，隨張瑤星往棲霞山。香君趁亂出宮，也隨人入山。侯李二人在祭壇相遇，張道士以國恨、家恨之言點醒他們，二人雙雙入道。全劇在一派悲歌聲中結束。

　　《桃花扇》的思想意義在于：明朝滅亡以后，孔尚任第一個以戲曲的形式，展現了明末復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評價了南明的歷史，藝術地總結了這一段歷史教訓。但由于他的階級立場和清政府專制統治所導致，孔尚任歪曲了農民革命和明王朝的矛盾，回避了清兵入關、南下的暴行，有時甚至對清統治者加以粉飾，損害了這種總結的正確性和深刻性。但是，作品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和腐敗，揭露了上層統治集團及各軍事首領間的尖銳矛盾，刻畫了馬士英、阮大鋮一伙迫害清議派和無辜百姓的兇殘面目，鞭撻了他們在國家危急時的投降主義本質。在表現正面人物時，孔尚任描寫了民族英雄史可法抗擊清兵的決心，表現了他在“江山換主”以后沉江殉國的英雄氣概。作者贊揚了李香君關心國家命運、反對邪惡勢力的可貴氣節，肯定了民間藝人柳敬亭、蘇昆生為挽救國家危局不惜奔波以及他們和其他歌妓、藝人、書商等下層人民反對權□、關心國事、不做順民的正義感和民族氣節。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強烈對比中，人們看出了明朝“三百年之基業，隳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這一幕江山淪亡、“輿圖換稿”的歷史悲劇，激發了當代人的故國情感，喚醒了潛在的民族意識。孔尚任墨跡

　　《桃花扇》的藝術成就　《桃花扇》取得了多方面藝術成就。

　　在戲劇結構上，孔尚任以概括生活的巨大的藝術才能和獨創性，通過侯、李的愛情線索，尤其是通過象征他們的愛情命運的一把扇子，把一部包括了南明興亡史龐大內容的戲劇情節，有機地貫串在一起。從贈扇定情始，他們的愛情就被置于明末清議與閹黨激烈斗爭的政治旋渦之中；由于斗爭的激化，侯、李被迫分離，結構上展開了由朝宗(侯方域)和香君聯系著的兩條線索：通過朝宗四處奔波這條線，寫出了南明草創及四鎮內訌等重大事件和矛盾。通過香君備受欺凌這條線，寫出了弘光和馬、阮之流倒行逆施、宴游偷安的腐敗情形。這兩條線索，“爭斗則朝宗分其憂，宴游則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為全本綱領，而南朝之治亂系焉”。這就反映了南明朝廷內外、上上下下廣闊的歷史畫面。最后，作者擺脫了生旦團圓的俗套，以張道士撕扇，侯、李入道的愛情悲劇，來襯托國破家亡的嚴酷現實。作者以“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獨特構思，在明代以來十分發展的愛情劇、時事劇的基礎上另辟蹊徑，成功地把愛情描寫和政治斗爭緊密地結合起來，使戲劇結構具有細密、宏偉、富于獨創性的特點，把傳統的愛情劇和時事劇都提到新的高度。

　　孔尚任是一位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戲劇家。他善于在重大的現實矛盾中來展現人物性格，又善于通過一行一止、一顰一笑的細微末節來表現個性。他善于從人物對同一事物的不同態度來展開他們的內心世界，又善于用濃淡不同的筆墨來塑造藝術形象。出現在《桃花扇》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獨特的個性，其中如崇尚氣節、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的李香君，關心國事、熱心俠義的柳敬亭，力挽狂瀾、慷慨捐軀的史可法，風流倜儻、軟弱妥協的侯方域，兩面討好、圓滑世故的楊龍友，他們都有不同的內心世界和音容笑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不但塑造了不同類型的人物性格，而且寫出了同一類型中不同人物的個性特點和一些復雜的性格。同是妓女，李香君不同于李貞麗、卞玉京；同為藝人，柳敬亭不同于蘇昆生、丁繼之；同為武將，左良玉不同于高杰、貢得功；同為□臣，阮大鋮不同于馬士英。侯方域、楊龍友這類復雜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表現了作者對人物個性的深刻把握和描繪復雜歷史條件下復雜性格的杰出才能。在人物描寫中，孔尚任竭力把人物的歷史作用與自己的愛憎褒貶統一起來。在對他們的不同態度中，表現出作者進步的歷史見解。這種鮮明的傾向性、表現手法的多樣性和對人物恰如其分的描寫，形成了《桃花扇》中人物形象的顯著特色。

　　《桃花扇》是一部歷史劇，作者以數十年的工夫探求歷史的真實性，達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的程度，可以稱得上是當時歷史舞臺的一部“信史”，它的出現，極大地發展了歷史劇忠于客觀史實的傳統。但是《桃花扇》不是歷史教科書，它的杰出成就在于：作者從戲劇藝術的要求出發，完美地統一了歷史的真實性和藝術的真實性。史實成為最好地體現藝術要求的骨架，必要的藝術加工也更深刻地反映了歷史本質。例如，為了塑造李香君的形象，作者虛構了濺扇、染扇、罵筵、入宮等重要情節，使人物形象更豐滿，更能反映人民的愿望；為了反映國破家亡的悲劇，孔尚任將侯方域兩朝應舉改為出家入道，雖對侯方域的行為有所掩飾，卻概括了明末清初一部分士大夫的帶有普遍性的道路。作者對史實的加工和虛構，大都使情節更為精練，人物更為典型，戲劇特征更為鮮明。

　　《桃花扇》的語言既有戲劇的表演性又富于文采，達到了戲劇性與文學性的統一。作者寫出了許多有強烈抒情和個性化的曲辭，又嚴肅詳備地寫好了賓白，這在古代傳奇中也是罕有的。這一切使《桃花扇》成為明清傳奇戲曲的壓卷之作。

　　《桃花扇》脫稿后 9個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罷官。確切原因不詳。今人從作者《放歌贈劉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謗誹”等詩句及友人贈詩推測，罷官可能與《桃花扇》的內容有關。這一推論得到較廣泛的承認。但是，因為《桃花扇》歷演不衰，也沒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懷疑此說，認為疑案與《桃花扇》無關。真實的原因，有待于確鑿證據的發現。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帶著悲憤的心情回到家鄉，過著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陽、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過短期的漫游,做過幕僚,終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

　　著作版本及注本　孔尚任著作中《宮詞》、《魯諺》、《律呂管見》、《□堂集》、《介安堂集》、《岸堂文集》、《綽約詞》、《節序同風錄》、《祖庭新記》皆未見,部分存世的有《岸堂詩集》。存世詩文作品有《石門山集》、 《湖海集》、 《長留集》、《享金簿》、《人瑞錄》等，近人匯為《孔尚任詩文集》。戲劇作品皆存，《桃花扇》有康熙刻本、蘭雪堂本、西園本、暖紅室本、梁啟超注本。近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季思、蘇寰中合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