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學，中國古稱“兵學”，是關于戰爭與國家安全的系統理論學說。中國古代軍事學與中國的歷史實踐一樣具有悠久的傳統和自己的特色。

　　兵，本指武器，《說文》：“兵，械也。從升持斤，并力之貌。”器日兵，用器之人亦曰兵。《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由是，大凡軍事活動便由一個“兵”字概括了。軍事領袖稱“兵家”，軍事學說稱“兵學”，軍事著作稱“兵書”，軍事與戰爭活動稱“兵事”。這就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本表現形式。

　　群體持械斗爭，淵源甚早，在氏族部落時代，就有大規模的集團斗爭，黃帝“修德振兵”，戰炎帝，誅蚩尤，以兵與德一統天下。這就是后人所稱道的“黃帝刑德，可以百勝”(《尉繚子·天官第一》)。當時的持械斗爭，皆以“民”為兵，故稱“用眾”，《周禮·春官宗伯》稱：“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正是上古部族戰爭的表現形態。

　　真正軍事武裝的存在，是隨著國家政權的誕生而建立的。“禹傳子，家天下”。中國國家政權的建立，是從夏朝開始的。為了維護國家政權，夏王朝建立了“常備軍”式的衛隊，然并無正式的軍隊建制：至商初征伐，仍表現了鮮明的“以民為兵”的性質。約自商朝后期，才建立了右、中、左“三師”(甲骨文中有記載)，這就是中國軍隊的最初建制。至西周初，先有“六師”，后又有“成周八師”。當時的軍隊官員，亦稱“師氏”(見《周禮》)。《尚書·洪范》講“農用八政”，其八日“師”，明確把軍隊納入了國家政權的常態管理。周初制定《周禮》，立“夏官司馬”專主軍事：“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邦國”。即緞護國家政權的穩定與安全。故《漢書·藝文志》日：“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如此明朗完備的軍事體制及多種形態的戰爭實踐，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基本特色。

　　中國古代軍事學理論已臻于完備

　　兵學的本質，是戰爭經驗的總結，更是戰爭規律的探索。當兵學理論形成之后，可反過來用以指導戰爭，引導戰爭走向勝利：而新的戰爭實踐，又可進一步豐富兵學理論，促使其一步步臻于完美。所以，兵學，軍事學，完全是建立在戰爭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無戰爭實踐，自無兵學可言。

　　中國的戰爭活動，不但淵源甚早，而且形態多樣，并且十分典型。

　　遠在四五千年之前的氏族部落時代，中華大地上就存在多次部族之戰。神農伐斧燧之戰，黃帝誅蚩尤之戰，黃帝、炎帝阪泉之戰等，都在中國的戰爭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易》日：“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系辭下》)，是此期戰爭的基本形態。縱然如此，它仍然含蘊了戰爭的本質特征：“修德振兵”，“征不享”，“撫萬民，度四方”(《史記·五帝本紀》)。以政治、道義統帥軍事，從戰爭初起之時，就已存在其中。

　　時至三代，中國進入了奴隸制國家政權建立的時代。初有夏啟伐有扈氏之戰，罪名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啟利用當時通行的神權道義，稱“予維共行天之罰”(《史記·夏本紀》)，從而維護了自己的政權。稍后，則有太康失國之難，昆弟五人，須于洛}內，作《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古文尚書》)夏禹的這一教訓，更加凸顯了戰爭的本質特征：戰爭的根基在于民心。“民”為立國之本，同時也是戰爭道義之本。

　　及商湯興起，高舉“吊民伐罪”的旗幟，“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人民歡迎湯，竟至于“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此贏得民心，故“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至武王伐紂，先觀兵盟津，“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后陳師牧野，紂雖“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然“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史記·周本紀》)。“七十萬人”陣前倒戈，使商王朝傾刻滅亡。如此驚心動魄的場面，身歷其境的軍事家、政治家們，親眼目睹了下民的巨大力量：“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書·泰誓》)。民心就是天意。

　　正是三代戰爭的基本經驗，使中國完全進入了“以禮治軍”的時代。《漢書·藝文志》日：“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漢志》所錄“《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就是三代以禮治軍的見證。其書早已散佚，殘存至今的五篇，就是今存《司馬法》：“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所謂“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不加喪，不因兇”，“冬夏不興師”等，都是《軍禮司馬法》的明確規定。軍事活動完全納入了“禮制”的范圍。

　　春秋以降。“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漢書·藝文志》)。大致以鄭莊公為其始：欲擒姑縱，“三覆”設伏，“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后”等權謀詭詐手段紛紛出現，中國戰爭開始進入詭詐用兵的時代。孟軻所稱“春秋無義戰”，正反映了時代特征。

　　春秋戰國的戰爭經驗，對中國的軍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三代“以禮洽軍”與春秋“權謀詭詐”，成了中國戰爭經驗兩個相互補充的基本層面。

　　就在春秋戰國之際，出現了古今稱頌的《孫子》十三篇。孫武立足于治國安邦的高度，以道義民心為根基，以“五事”、“七計”為依托，從最高層廟算決策，到經濟基礎綜合評估，到基本戰略方針的確立，再到絢麗多姿、變幻無窮的策略學、戰術學，最后以貫串戰爭始終的情報學籠貫全書，從而構建了一個系統全面、無與倫比的兵學理論體系。明人茅元儀曰：“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從上古“修德振兵”，三代“以禮治軍”，到春秋戰國“權謀變詐”之戰爭經驗的精華盡收其中。

　　而此時西方的軍事學，尚在歷史學的“襁褓”之中，以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著《歷史》與修昔底德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代表的軍事學著作，其戰爭見解只是零散出現于戰爭過程的敘述之中，理論的概括性與純粹性，與《孫子》十三篇遠不可同日而語，其產生年代亦晚于《孫子》近百年。就是與同期的中國史學著作《春秋左氏傳》相比，也有高下之別。

　　傳統思維模式奠定戰略性特色

　　近代哲學家張岱年先生在講論中國哲學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特點時曾指出，中國哲學之區分大致以“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三部分為其主干，中國哲學的重要特點，則以“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為要。(參見《中國哲學大綱》)這一認知，正反映了中國古代思維模式的基本特點：重大局、重整體、重關聯，而目標均在于追求天、地、人的和諧統一。如，老子重在天道宇宙，一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便實現了老子的天人合一。又如，孔子志在社會人倫：心懷仁，行合禮。認為“禮之用，和為貴”；力主“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從而實現社會人倫的和諧同一。二人均能立足于其思想學說的制高點，以表達出其思想學說的要義所在。

　　孫子的思想學說，與老子、孔子思想學說的思慮范圍有所差別，追求的目標境界也有所差別，孫子要解決人類社會內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以及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斗爭，目標在于使對方屈從于我方的意志。雖然其間斗爭的最高形式是戰爭，但孫子總能站在超越國家、集團之矛盾斗爭的制高點上，來審視并處理這一切。

　　首先，孫子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一語，提醒斗爭各方，要審慎對待戰爭，決不可輕易言戰。緊接著又指出，要認真考察綜合國力，考察基礎條件(“五事”、“七計”)，明確以“道義”居首，并專題說明戰爭對國家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消耗，故“兵貴勝，不貴久”，一旦陷入長期戰爭，必將導致國困民窮，國將不國。而一旦決定戰爭，孫武又提出了“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基本戰略方針。戰爭的目標決不是一味打殺，更不是趕盡殺絕，而是使敵方屈從于我方的意志。通過“伐謀”、“伐交”實現戰略目標，顯然優于“伐兵”“攻城”。“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以最小的代價去實現最大的戰略目標。故孫子日：“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最高明的戰略方針，莫過于“不戰而屈人之兵”。——再看西方的軍事學，直至近代，仍是以軍隊的直接殺伐，作為戰爭理論的焦點所在。

　　孫武、《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軍事學、戰略學的最高代表，其爐火純青的思想學說，已臻于出神入化的藝術境界。由此，也使整個中國古代軍事學凸顯了鮮明的戰略特色與人文特色。

　　深厚歷史根基鑄就實踐性特色

　　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許多思想學說，都被后人視之為縹緲虛無，如空中樓閣。“飛仙成道”自不必說，道家“天道”高遠，亦難以企及：陰陽家怪誕不經，無所適從：縱橫家徒有口辯，難見其實：墨家過于理想。人們不能承受；就連后來在思想界獨占鰲頭的“儒學”，最初也被人們視為“迂遠而闊于事情”。唯獨兵家，從它誕生之日，就立刻受到人們的熱切關注。

　　《孫子》十三篇最先呈獻給吳王闔閶：“每陣一篇，王不矢口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時至戰國，“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韓非子，五蠹》)。西漢，“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自漢末曹操注《孫子》之后，《孫子兵法》于兵學界幾乎一枝獨秀。唐代杜佑、杜牧祖孫，更給予《孫子》以極高的贊譽。杜佑《通典》，其《兵部》寫道：“語有之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杜佑《兵典》的編撰，明確以《孫子兵法》為綱。

　　其孫杜牧，更是鐘情《孫子兵法》，注解《孫子》十三篇為隋唐之大家。在《注孫子序》中，杜牧寫道：“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干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又日，其書“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四)

　　可見，孫武兵書用之于戰爭實踐，猶如鐵的定律，無可違逆。直至2500年之后的今天，偉人毛澤東仍稱：“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一部兵書，能在數千年中保持如此高的實踐指導價值，這既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的突出特色，更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的無比驕傲!

　　在當今世界，孫子已當之無愧地被推為世界兵學第一人。而有著“兵學圣典”之美譽的《孫子兵法》及以其為主軸與核心的中國古代軍事學，必將以絢麗的光輝，普照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