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或外匯行市是指一個國家的貨幣單位用另一個國家的貨幣單位所折算出來的比價。從晚清直到1935年11月前，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中國是唯一用銀本位制的國家(1933年4月6日廢兩改元以前是銀兩本位制，以后是銀元本位制)。與中國打交道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則在1821年英國實行了金本位、紙幣可以自由兌換黃金后，法(70年代)、德(1871年)、俄、日(1897年)、美(1900年)也相繼實行了金本位(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修訂版)》，上卷，第314—316頁)。實行金本位制圖家的貨幣之間有法定比價。銀子與實行金本位制國家的貨幣之間沒有法定比價。銀子在中國是貨幣，但在國際市場上是商品。銀價是自由浮動的。中國雖然是銀本位國家，但是，它既不生產大量的白銀，也不是銀的主要消費國，它無法影響、更不用說控制世界市場上的白銀價格。銀的價格是在倫敦和紐約市場上決定的。金銀比價的變化就構成了中國貨幣匯率的基礎。影響匯率的形成，除金銀比價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匯豐銀行利用它操縱中國外匯行市的特殊優勢，在交付借款時，提高外匯兌價，少付銀兩；在收回借款時，壓低外匯兌價，多收銀兩。這些因素對匯率雖有影響，但影響很小，決定匯率的基本因素還是金銀比價。有些學者就是以金銀比價作為匯率來進行研究的。本文也以金銀比價的變動看作匯率的變動。

　　在鴉片戰爭后的頭三十年里，不存在匯率問題。從1853—1854年的第一筆外債直到1872年的“使法借款”止，都是以銀兩為單位。兩次鴉片戰爭的賠款是以銀元和銀兩為單位的，都不存在以外幣支付的問題。1887年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實際上是出超，出超額達26275萬關兩(鄭友揆：《中國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第17頁)。在對外貿易上沒有形成對外債務，也無需用外幣支付。

　　匯率問題首先出現在外債本息的償付上。從1873年經濟危機后，國際銀價不斷下跌。1870年金銀比價是15．5706，1875年是16．6416，1880年是18．0908，1890年是19．7486，1900年是33．3066，1910年是39．2914，1915年是39．9151(石毓符：《中國貨幣金融史稿》，第248—249頁。以下所引金銀比價數字均出于此書此處)。在銀價下跌的情況下，1874年出現了名義上以銀兩為單位、實際上以英鎊計價的“福建臺防借款”。此后，以英鎊、馬克、法郎等為單位的外債逐步增多。據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顧問的美國人楊格說，中國的外債中約3／4是以外幣、主要是以英鎊計算的(楊格著、陳澤憲等譯：《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第119頁)。以外幣為單位的外債，中國只能以銀兩來償還。銀價的不斷下跌使中國在逐年償付按外幣單位所訂外債的本息時，都要比按訂借年份平均匯價折算所應償付的銀數為多，這就形成了所謂“鎊虧”。以1895年6月向倫敦克薩銀行貸借的“克薩鎊款”100萬鎊(借款期20年)為例。如按借款年(1895)匯率折合庫平銀兩，到1915年應還本利i0689657兩，但按付款年份匯率折合庫平兩，中國實際支付了12423984兩，差額1734327兩，就是中國支付的“鎊虧”。1895年的“俄法借款”(以法郎為單位。借款期限36年)，自l896—1934年間中國支付的本息超過清政府實收銀數1．26倍，1896年的“英德借款”(以英鎊為單位。借款期限36年)，中國支付的本息超過它的實收銀數1．54倍，其中一部分多付的銀數就屬于歷年外匯的鎊虧。

　　中國在償付以銀兩為單位的外債本息時，在匯率問題上是否就不負擔鎊虧呢?這樣的情況有過。1894年u月向匯豐銀行借的“匯豐銀款”1000萬庫平兩是以銀兩為單位，沒有發生鎊虧的問題。但更多的卻是雖以銀兩為單位、實際支付給中國的也是銀元或銀兩，但仍以外幣(英鎊或馬克)作計價單位。如1877年第四次西征借款500萬兩，作價160余萬英鎊，中國在以銀兩償還這筆外債本息時，仍需按英鎊計價。1874年8月福建臺防借款、1885年2月援臺規越借款、1885年3月神機營借款、1885年7月招商局借款、1887年工月三海工程借款都屬于這種情況。僅招商局借款121萬余兩(折英金30萬鎊)，到1893年招商局已貼補匯豐銀行鎊虧20余萬兩(《招商局史》，第l93頁)。

　　屈辱的庚子賠款45000萬兩是以海關兩為單位的，但《辛丑和約》上規定賠款要折成各國貨幣來支付，而且規定了海關兩與各國貨幣的比價。清政府按照這個比價在頭三年(1902—1904)分六期支付了本利。但各國提出：“現因銀價跌落，賠款以銀付給，自應照約載原數有加”(《光緒朝東華錄》，第5249頁)。它們說頭三年虧欠已達140萬鎊，經過談判，減至120萬鎊，合關平銀800萬兩。為此，清政府不得不在1905年4月向匯豐銀行舉借外債100萬鎊(“鎊虧借款”)以支付頭三年的鎊虧(以上關于外債的資料，除另有注釋者外，均引自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

　　銀價下跌使中國在進口貿易上吃了大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銀價上漲。1915年金銀比價39．9151，1918年19．8264，1920年15．3177。這時，外國資本家就將中國棉紡織企業訂購的棉紡織機器的交貨日期一拖再拖，希望等到銀價跌下去時再交貨就可以獲得更好的價錢。一些已經買到了機器的中國資本家也存有幻想，希望等到銀價再上漲時結匯就可以少付銀子。孰料從1921年起銀價開始下跌。這一年金銀比價是25．5728，1922年27．4326，1923年29．5263，1924年27．7352。這時來結匯，就要比過去支付更多的白銀。1920年建成的無錫申新三廠訂購的美國機器交貨時間從3個月拖到28個月。待到取貨時，訂貨價格增長，申新吃虧不少(《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85頁)。武昌裕華紗廠在訂購機器后，外匯看跌時未及時結匯，后來外匯猛漲，造成很大損失。由恒豐紗廠資本家聶云臺發起創辦、1922年4月建成開工的大中華紗廠，資本200萬兩，有紗錠45509枚，是設備較先進的廠子。1921年。英鎊匯價回升，而該廠向洋行訂購的機器，大部分尚未結匯，以致虧蝕甚巨，于1925年被迫賣給了永安紗廠。1921年創辦的華豐紗廠由于同樣的原因落人了日商之手。1919年籌辦的大生六廠的流產也與結匯時匯價劇漲有關。

　　銀價下跌使中國在購買同樣數量的進口貨時要輸出更多的白銀。按美金計，1921—1928年各年的進口值都低于1920年，按海關兩計，都高于1920年。如果1921年以后，仍維持1920年的匯價不變，則中國支付的白銀要比實際支付的少30億海關兩。

　　1929—1932年，銀價的跌勢更猛。1924年金銀比價27．7352，1929年38．6，1930年53．4，1931年70．3，1932年73．5。如以按美金計算的1929年進口值為100，1930年為74．37，1931年6。．16，1932年44．04，是直線下降的。如以按海關兩計算的1929年進口值為100，則1930年為103．47，1931年113．25，1932年82。89，與以美元表示的趨勢明顯不同。按美金計算，1930年進口值為60249萬元，中國以白銀實際支付130976萬海關兩。1931年進口值減少到美金48739萬元，但中國支付的白銀反而增加到143349萬海關兩。如將1930--1932三年按美金計算的進口值都按1929年美金與關平兩比價支付，中國只要支付226034萬兩就夠了，但中國實際支付了379249萬兩，多花了153215萬兩的冤枉錢。這筆錢足以抵補這三年的貿易逆差149553萬兩尚略有余。當時進口了外國機器、原料的工業企業都由于金貴銀賤而叫苦不迭．“國內工商業需用機器，大半由國外購買，金價奇漲，一般機制工業皆受極大打擊。紗廠采用外棉，因本國棉花絨頭太短，金價雖貴，仍不能不買。故許多工商業只受金貴之害，而不獲其利”(劉大鈞：《從銀價跌落說到工商業》，見《國際貿易導報》第l卷第5號，1931年5月)。1930年永安紗廠就痛切地感受到“此期由國際匯兌變動劇烈，金銀比價差額太多，本公司受此影響，虧耗匯水已屬不貲”。

　　一般情況下，銀價下跌對商品出口應該有利，因為銀價下跌使中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下降，有利于擴大市場。同時，出口商品所得外匯折合銀幣數目會超過在國內銷售的所得。但是，中國的出口貿易并未從匯價下跌中得到多少好處。除了內戰不斷，社會秩序極不穩定，阻礙生產、交通、貿易發展外，還因為中國出口的基本上是原料和半制成的農礦產品，都是小生產者的產品。小生產者文化不高，沒有組織，對國際市場行情完全隔膜，就是對上海等大城市的行情也所知極少，對匯率下降無法作出迅速的反應。因此，在銀價狂跌的這幾年里，進口商品漲價的幅度明顯大于出口商品。以1926年進出口商品價格均為100，到1931年，進口商品價格為150．2，出口商品價格僅為107．5(鄭友揆：前引書，第108頁)。出口商品從銀價下跌中得到的好處極為有限。這個價格指數變動反映在國內市場上，則是工農業產品差價進一步擴大，農民、手工業者進一步受到損害。

　　銀價下跌使中國嚴重受損，從1933年開始的銀價上漲更是使中國遭遇到了空前嚴重的災難。1933年4月，美國放棄金本位，降低美元幣值。1934年6月，美國實施白銀法案，規定美國通貨的金銀儲備總額中，白銀的比重從12%提高到25％，由美國財政部高價向國內外收購白銀l3億盎司。1932年紐約的銀價曾跌到每一盎司純銀0．25美元，1935年卻哄抬到0．81美元(楊格：前引書，第208、228頁)，銀價上漲了兩倍半。白銀法案的實施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估計自工934—1936年偷運出口的白銀達188．3百萬關兩(鄭友揆：前引書，第343頁)。隨之而來的是白銀擠兌，銀行提取存款的風潮迭起，銀根奇緊，拆息上漲，借貸無門。同時，物價猛跌，銷路呆滯，工商企業紛紛倒閉。錢莊、銀行也大量倒閉。美國的白銀政策還是導致30年代頭幾年中國農村金融枯竭的主要原因之一。白銀外流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危機。“銀價的波動迅速地、全面地影響整個中國經濟”(鄭友揆：前引書，第91頁)。這才使國民政府在1935年11月實行了幣制改革，廢除銀本位，發行法幣。國民政府首先公布了法幣與英鎊的比價為l元法幣=1先令2．5便士，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維持法幣的信用。此后直到1937年6月，這個比價一直保持穩定，上下浮動不超過0．2便士。法幣的發行使中國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應該說，這對中國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1937年抗戰開始后，匯價逐步下降。從1938年3月底，出現了外匯黑市。1942年2月，國民政府放棄了通過拋售外匯來維持官方匯率的做法，不再按官方匯率向公眾供匯。此后，隨著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法幣匯率一跌再跌。1942年7月工日，官價為美元工元兌法幣2。元，1946年3月4日，跌至工美元兌法幣2020元。這時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列強利用匯率宰割中國的問題，而是顯貴豪門利用權勢、操縱匯價發橫財的問題，與抗戰前的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這里就不多說了。

　　今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改革，所遵循的原則是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主動性就是主要根據我國自身改革和發展的需要，決定匯率改革的方向、內容和時機。匯率改革要充分考慮對宏觀經濟穩定、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近代中國匯率的形成，缺少的恰恰是這三性。主動性是三性的基礎。在近代中國，匯率是在萬里之外的倫敦、紐約市場上形成的，是在中國政府和人民完全不能過問、不知情的情況下形成的，無絲毫的主動性可言。沒有了主動性，其他兩性也就無從談起。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上基本無權，經濟上沒有什麼實力，是無法逃脫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