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文學家王安石，為表達他對鐘山的懷念之情，停船瓜州時寫了一首《泊船瓜州》。瓜州和長江南岸的京口（現(xiàn)稱鎮(zhèn)江）隔水相望。詩是這樣寫的：“京口瓜州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第三句中的“綠”字，本來是形容詞，這里用如動詞，系“使之變綠”之意。一個“綠”字，就把春風帶來的景象非常形象地表達出來了。聯(lián)系全文，尤其是最后一句，不難看出，作者想說的還有：一年一度，江南岸有了變化，一片盎然春意，充滿了歡樂美好的氣氛。可是，我官居外地，又過了一年，現(xiàn)在離家已不遠，“只隔數(shù)重山”了，卻不知何年何月何時才能回家與家人團聚，去過那如江南一樣的富有生氣的美好生活呢？悠悠思鄉(xiāng)懷親之情躍然紙上。“綠”字之妙，不言而喻。

　　據(jù)《容齋續(xù)筆》等資料記載，這一句中，王安石開始并不是用的“綠”字，而是先用“到”字，又用“過”字，再經(jīng)過幾十次的改動，最后從“春風何時至，又綠湖上出”和王維的“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幾句詩中得到啟發(fā)，才用了這個“綠”字。這首詩流傳至今，不能不說和“綠”字的錘煉運用有極大的關系。

　　在遣詞造句方面，近代文人更不乏其例，較之古人毫不遜色。魯迅的《五律·無題·大野多勾棘》后二句“風波一浩蕩，花樹已肖森”中的“已”字，從初稿到定稿，歷時四年，此中甘苦，自不待言。臧克家三十年代的名篇《難民》中，“黃昏還沒有溶盡歸鴉的翅膀”一句，其中“溶盡”一詞曾數(shù)次改動，先后寫作“消逝”“隱去”“吞沒”等詞語，最后經(jīng)反復推敲才定為“溶盡”一詞。這簡直是在“煉意”。讀毛澤東同志的詩章《賀新郎·讀史》手跡，我們發(fā)現(xiàn)他老人家自己改動了五個字。“流遍了，郊原血”的“流”，原為“灑”；“一篇讀罷頭飛雪”的“篇”原為“遍”；“天涯過客”的“涯”，原來是“涯”，后改為“窮”，又圈去，復改為“涯”；“但記得斑斑點點”的“記”，原是“憶”；“歌來竟”的“竟”原是“盡”。

　　以上的故事告訴我們，大凡不朽的名作，都做到了“一字未安細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