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年前，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開始長征。在這支鐵流勁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隊伍——30名紅軍女戰(zhàn)士。她們的非凡經歷和行動，向世人表明了中國女性的堅強和偉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們來不及做什么準備就匆匆出發(fā)了，離開了革命紅都瑞金，離開了那深深依戀的土地和人民。我們噙淚而別，踟躕而行，一步三回頭，深情地凝望那為之流血犧牲、奮斗多年的根據(jù)地。

　　剛出發(fā)時，我和王泉媛、鐘月林、危秀英、陳慧清、李桂英、劉彩香等幾名女同志分在衛(wèi)生部。賀子珍、康克清、鄧穎超、蔡暢等是一些首長的夫人，她們另在一起。共計有30名女同志。當時叫戰(zhàn)略轉移，衛(wèi)生部帶的物品較多，有藥箱、擔架，連X光機也帶出來了，行動非常的遲緩。由于我們轉移屬隱蔽行動，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間行進。天公也不作美，連下陰雨，衣服濕透，道路泥濘，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連滾帶爬。走了一個多月，來到了湘桂邊境。由于戰(zhàn)事頻仍，傷員越來越多，我又被調到擔架連任政治戰(zhàn)士，負責抬運和照顧傷員。

　　一次，我們在翻越一座大山時，遇到敵人飛機的轟炸，一個抬擔架的民夫嚇跑了。我看到一副擔架孤零零地放在路邊，另一個民夫在擔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擔架上是一位胸部負傷的團級干部。不能扔下傷員。我忘記了自己體弱有病，抬起擔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著爬行，膝蓋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隊伍是很危險的。下了山之后，我卻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來。民夫和擔架上的傷員再也看不下去了，說：“女人干不得這個，還是找個男人來。”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擔架繼續(xù)追趕隊伍。在長征路上，像我一樣抬擔架的，還有好幾個女同志。

　　照顧傷員也是一件很難辦的事。由于缺醫(yī)少藥，一些傷員不能得到及時的救治。我們以女同志特有的細心和耐心，精心地護理傷員，幫他們擦洗傷口，換藥，喂飯。一些傷輕的，拄著拐棍自己還能走一段，有的重傷員，根本就離不開擔架。如鐘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優(yōu)秀的團長，在戰(zhàn)斗中被打斷了一條腿，他非常頑強，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截的肢。周恩來副主席指示我們，一定要將他抬走。鐘赤兵同志是我們抬著走完長征的。傷員同志除了要忍受傷痛的折磨，還常常忍饑挨餓。我們除了要護理傷員，還要籌措糧食。有時籌不到糧食就得餓肚子。

　　在長征中，我們女同志還要克服生理上帶來的麻煩。愛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連連征戰(zhàn)，我們一個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頭上長滿了虱子，一到宿營地，有空就捉虱子。我們嫌麻煩，干脆剪成光頭。休息時，一些調皮的紅軍戰(zhàn)士偷偷將我們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們。長征途中，有幾個女同志還經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難。周子昆的愛人曾玉是第一個遭受這種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參加湘南暴動的共產黨員，曾隨毛主席、朱德參加了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在江西蘇區(qū)時就已懷孕，長征出發(fā)時本沒有她，她是懷著身孕偷著追上紅軍長征隊伍的。一路上，我們精心照護著她。翻越老山界時，我見她走路很吃力，就攙扶著她爬山。爬過山不久，她就生產了。沒有吃的，我們就采來豌豆苗熬湯給她喝。蔡暢大姐知道后，把自己僅剩的一點小麥面拿來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給她們母子喝。在長征路上生產分娩的還有賀子珍、陳慧清。而最遭難的要數(shù)賀子珍大姐了。她生產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襲。那天傍晚，我們正在一個樹林里休息，敵機來了，我們趕忙跑到路邊的溝里躲避，一顆炸彈正好落在賀大姐身邊爆炸，賀大姐倒在血泊里。我當時離她只有一米多遠，趕忙跑過去，只見賀大姐遍體鱗傷，臉色蒼白，不省人事，我們趕快組織搶救。這時，毛澤東同志趕來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視著妻子。我們在一旁不禁落了淚。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擔架留下來，給賀子珍同志用。事后我們得知，賀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塊彈片，一直到后來去世，腦顱里仍殘留著幾塊彈片。鄧穎超大姐在江西蘇區(qū)時就患有肺病，身體極度虛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吳仲廉同志是一雙小腳，爬山走路從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樣用一雙小腳走完二萬五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