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文化—從三封詔書看治黃史上的堤防之爭

　　自春秋戰國有堤防工程以來，它就一直是解決黃河下游防洪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受到了歷代統治者、治黃人的高度重視。但由于黃河治理的艱巨性、復雜性及其嚴重的水患災害，加之大禹治水的長期影響，人們對堤防的存在價值和作用多有微詞，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治河爭論的焦點。

　　后漢明帝曾下詔書：“左堤強則右堤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換句話說，就是不要堤防，任由洪水泛濫。

　　宋太祖趙匡胤面對嚴重的黃河水患也曾下詔書：“夏后治水，但對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他在盛贊大禹治水的同時，對堤防這一治黃措施橫加駁斥。

　　他的孫子宋神宗則說得更妙。“河決不過一席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聽此，仿佛堤防成了河患的罪魁禍首。

　　此外，在歷代治河知名人物中持此觀點的也為數不少，其中賈讓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上表的“治河三策”（改道、分流、筑堤）中，就把構筑堤防列為治河的最下策。

　　凡事有利就有弊。對堤防這一重要防洪工程措施，更要一分為二地去正確看待。從歷史的角度看，堤防的重要作用應該是肯定的。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堤防這一古老的治河方案仍在應用，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為什么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堤防工程會有那樣深的誤解呢？深究起來有兩方面原因：

　　其一，表現在治河與人類的關系上。治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密切。自然災害關系著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治則利，不治則害，對于黃河這樣一條災難深重的河流，更是如此。清初治黃名人陳潢講得好，“順水之性者，非縱水之性也。譬之人性本善，率之即謂之道，然必閑其邪而方其外，夫非多方閑之謂乎？惟多方防范，而本善之性乃全，是防者正所以順其性也。治水亦然。縱之而就下之性反失，防之而朝宗之勢乃成。”因此，以為河本無事，把河患歸罪為堤防，是十分錯誤的。當然，河患的發生也與人類不能善待自然密切相關。在我國歷史上，黃河上游黃土高原地區因長期不能得到有效的生態保護，水土流失加劇，河道淤積嚴重，從而使黃河成了“善淤、善決、善徙”的地上“懸河”。

　　其二，是對黃河問題的艱巨性、復雜性認識不足。源于大禹治水的影響，拘于尊經崇古的思想，限于落后的生產技術條件，在我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黃河問題的認識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也就難以拿出一個很好的治理方略來，對采取的一些具體措施出現爭論就在所難免。面對嚴重的災情和巨大的投入，人們對堤防工程這一重要的防洪措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堤防屢建屢毀，三年兩決口，人們對堤防多有微詞也就不足為怪了。

　　重新認識和評價堤防的重要作用，得益于明代潘季馴對黃河問題的深刻研究而提出的“以水攻沙”治黃方略。潘季馴在認真總結前人的治河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多年的治河實踐，認識到了黃河之患，患在多沙。只因黃河“善淤”，才導致了“善決”、“善徙”。這是治黃史上的巨大進步。他提出的“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底，止見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兩旁，則必真刷乎河底。”“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攻水良法也。”這些觀點長期影響著后人。其“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精辟見解，甚至成了明清時期治黃人的座右銘。

　　新中國成立后，“上攔下排，兩岸分滯”被明確為黃河治理總的方針和原則。這是千百年來治河實踐的結晶，是科學技術進步的必然。堤防工程作為“下排”的一項重要措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有理由相信，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成功實施，下游河道工程的進一步鞏固，確保黃河長治久安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