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生活化，是指文學創作不僅出于對社會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為社會生活行為而存在，創作目的直接指向現實生活，而不是文學自身。中國文學的這一本質特征，不僅是中國文學自身規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原動力。因而，把握中國文學的生活化本質，是擺脫20世紀西方近代文學觀對中國文學研究造成的困境的關鍵所在。

　　從中國文學的歷史來看，中國的文學也有審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論家還是中國文學的作者，從來不曾認為文學是為審美、為文學的，而是更多地將文學當作了一種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絕大多數具有明確的功利目的性。中國文學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質特征。這主要表現于下列幾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以文求官的傳統。戰國策士游說君主，闡述政治、外交主張，以謀取職位。這游說之辭整理成文，便是《戰國策》中的文章。當時也有不少策士并沒有向君主面陳己見，而是通過書信對君主進行游說。如《秦策一》載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從馬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可以看出，蘇秦游說基本上是以上書的形式進行。漢代自司馬相如因《子虛賦》而見知于漢武帝，作賦以求仕進便屢見不鮮。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響，歷代帝王都喜愛文學，故獻詩、獻賦以求仕進亦不在少數。如鮑照獻詩劉義慶，“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于是，“學而優則仕”遂演變為“寫而優則仕”。

　　自隋朝開始，科舉制度通過詩文選拔官員，由此產生了士人以詩文備考的行為。如白居易《策林序》說自己為應舉，曾和元稹等在華陽觀“閉門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唐代之后，這種備考行為更為普遍。《金史·選舉一》載：“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三月一私試，以季月初先試賦，間一日試策論，中選者以上五名申部。”《全元雜劇》載無名氏《張公藝九世同居》云張狂、李奈應舉，貢官云：“你來應舉，會吟詩么？”張狂云：“會吟詩，會課賦。”可見元代以詩文會課也是普遍現象。清代，這種為應舉而平時以詩文會課的狀況依然不改。如《曾國藩文集·家教篇》說，家中“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

　　二、以作詩文為官員職守。中國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員的身份活躍在社會之中，故向帝王陳言獻策，以文學來歌功頌德，進行諷刺和教化，也是他們職責所在。中國古代的文體中，官員寫作行政公文類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諸如奏、議、章、書、表，等等。《尚書》中的那些典、謨、誥、訓、誓、命的寫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時的百國春秋及《左傳》《國語》的寫作也都是史官的職責。戰國諸子中如《商君書》《管子》等也都是職官所為。而田駢、慎到、荀子、鄒衍、淳于髡在齊國稷下學宮，被齊宣王“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其創作也是職官行為。所以，章學誠說先秦“以文字為著述，起于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

　　魏晉以來，詩賦的功用呈現出多樣化態勢，但職官對詩、賦的政治功用仍沒有忘記，如《晉書》說庾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強調詩文應“補察時政”。但以詩文諷諫并不只有白居易。宋元以來，這一傳統依然得以保持。如《宋史》卷四七九說西蜀歐陽迥“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明史》卷二八五載高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同書卷六一載明代樂府“所奏《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鑾歌》，皆寓諷諫之意”。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三、以詩文交際。禮有“無辭不相接”和“禮尚往來”的規定，故詩在西周就開始用于人際交往。清華大學竹簡中有《夜》一簡，載武王詩贈周公，也載有周公的答詩。漢以來，詩文廣泛用于人們的人際交往，贈和、問答、送別類詩歌在先秦的基礎上有了極大的發展，其種類除贈、和、答、別外，還有應制、奉和、寄、酬、餞、賀、悼、貽、問、挽詞、謁、謝、獻、投、示、上，等等。這類詩詞，不外乎對特定對象表示贊美、勸勉、懷念、祝賀、哀悼、要求、邀請，或訴說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說明某一問題。如宇文少府贈李白以桃竹書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答謝。“白游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醞美酒以待白”，李白作《贈汪倫》詩示謝。李侍御被貶郴州，劉長卿作《送李侍御貶郴州》為其送別，以示同情。孟浩然《臨洞庭湖贈張丞相》，表示希望得到張九齡的引薦。《全唐詩》收錄將近五萬首詩，而這類詩歌大概有三萬首之多。王維的詩歌共有四百多首，而這類詩歌有二百七十多首，可見其數量之大。

　　四、以詩文娛情遣興。以詩文娛情遣興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諸賦，都是娛楚襄王之作。漢代的諸多賦作，也具有娛樂的性質，《漢書》卷六四下載漢宣帝說：“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漢代之后，以詩文相娛、自娛也是文人生活的一種風尚。陶淵明《飲酒詩序》說自己“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陳書·文學傳》載阮卓“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北史》卷四五載，梁祐“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會、宴會、結社等，都免不了以詩文相娛，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宴飲、奉和酬唱之作。

　　中國古代不僅產生了大量的娛樂詩文，而且產生了一些旨在娛樂的詩歌形式，如唱和詩、賦得詩、聯句詩等。所謂唱和詩，即古代用來相互酬唱的詩。賦得詩即以摘取古人成句為詩題，或以當下景物為詩題。聯句詩即每人一句或兩句，多人連續創作的一種詩體。這類詩歌既有交際的性質，也有娛樂的性質，多被認為是游戲詩體。六朝以來，唱和詩、賦得詩、聯句詩的創作很是興盛。如六朝的現存詩歌，題中標有“賦得”者共一百一十多首。《全唐詩》中，賦得詩也有二百多首。而唐代的唱和詩集就有三十多種。其中元稹和白居易唱和詩集《因繼集》共收詩314首。據《通志》卷七十載，唐代《渚宮唱和集》有二十卷，《唐名公唱和集》有二十二卷。宋代的這類詩亦不在少數，如楊億《西昆酬唱集》有二卷，歐陽修《禮部唱和詩集》有三卷，鄧忠臣《同文館唱和詩》有十卷。

　　五、以小說、戲劇作為一種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時代的話本、戲曲作者多為民間藝人。而民間藝人創作、演出小說、戲劇，更多是為了生存。據胡士瑩統計，僅《醉翁談錄》所著錄的宋人說話名目，如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樸刀、桿棒、神仙、妖術和其它一些題材的，多達117種。明代的話本見于《寶文堂書目》《三言》《二拍》《石點頭》《西湖二集》《醉醒石》等，共計達217種。陳文新、閔寬東《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說史料》載朝鮮后期（明朝時）文人李相璜說：“中國人多為小說。余見正陽門外冊肆，堆積滿架，而大半是稗官雜說。蓋江南、西蜀舉子應舉上京，見落者路遠不得還，留待后科，作小說印賣以資生，故其多如是。”說明很多小說的創作，確是為了生計。

　　戲劇如明代盛行宮廷慶賞劇，或為祝壽、或為節慶而創作和演出。明代的節慶名目眾多，《明會典》卷七十二載：“明制，圣節、冬至、正旦朝賀罷，祭祀會慶成、耕籍禮畢、進實錄等書籍，進士傳臚，武舉開榜后，四夷朝貢時，俱設宴用樂；東宮壽日、朝參、婚嫁、冠禮以及一應節慶，如立春、元宵、四月八、端陽、重陽、臘八等，同。”慶賞劇大都是為這些節慶而寫的，故創作本身就是一種生活經驗。沈德符《顧曲雜言》載：張鳳翼“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發記》”。知《祝發記》是張鳳翼為母親祝壽而作。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或為求仕，或是所任官職的職責所在，或為交際以擴大生存空間，或為娛樂性情，或為生存方式，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個部分，體現出生活化的特征。（作者：趙輝 系中南民族大學教授）